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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野小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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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】杨绛先生逝世周年祭:生之灿烂与死之遗韵  

2017-05-25 11:25:38|  分类: kong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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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自  光明日报   20170525

作者:杨国良(海南大学教授,《杨绛年谱》《杨绛:“九蒸九焙”的传奇》等书编著者)

  百余年的精神遗留,地地道道的读书人。到今天,杨绛先生走了整整一年,却不知仍活在多少人的心里。

  最美妙的发端

  先生幸运,生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。

  “我父母好像老朋友,我们子女从小到大,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……无话不谈,他们谈的话真多:过去的,当前的,有关自己的,有关亲戚朋友的,可笑的,可恨的,可气的……他们有时嘲笑,有时感慨,有时自我检讨,有时总结经验。”先生回忆父母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,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《人性与世态》。

  世事与人生就这样有了最美妙的发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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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无仅有的赞美

  先生初恋就遇见“一点也不翩翩”“志气不大,只想贡献一生,做做学问”的钱锺书,但不翩翩的钱锺书却浑身儒雅,眉宇间“蔚然而深秀”。

  35岁得沉迷书山、吸吮清泉的钱锺书既浪漫又体己的话:

  To C. K. Y.An almost impossible combination of incompatible things:wife,mistress,& friend.

  赠予杨季康(杨绛本名):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

 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妙更智慧的赞美么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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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饱蠹楼”里任逍遥

  25岁陪钱锺书去牛津,在宛若城堡,透着遥远时空的沧桑和神秘的“饱蠹楼”(牛津大学总图书馆,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,钱锺书译之为“饱蠹楼”)里读书,“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,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”,“能这样读书,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?”

  先生晚年回忆:

  “交流很多,十分相投,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,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。”又说:“我们文学上的‘交流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。彼此有心得,交流是乐事、趣事。锺书不是大诗人,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。他知道我死心眼,爱先读原著,有了自己的看法,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。他读到好书,知道我会喜欢的,就让我也读。”

  中西精髓融于一身,就像山泉映月,清光照人。

  平生最好的杰作

  26岁做母亲。

  “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,骨骼造型和锺书的手脚一样一样,觉得很惊奇。锺书闻闻她的脚丫丫,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,她就笑出声来。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会认识是自己。她看到我们看书,就来抢我们的书。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,买一本大书——丁尼生的全集,字小书大,没人要,很便宜。她坐在高凳里,前面摊一本大书,手里拿一支铅笔,学我们的样,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。”

  从此,女儿钱瑗成了先生平生最好的杰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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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闯祸的边缘

 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,日军开始全面侵华。此后八年,古老的中华大地成了偌大的修理场。钱锺书的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,但他们都急着要回国。

  沦陷的上海,每天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,途中总有日本兵检查。先生不愿鞠躬,就低头而过。一次被一个日本兵发现,他走到先生面前,瞧她低头站着,就用食指在颔下猛一抬。

  “我登时大怒。他还没发话,我倒发话了。我不会骂人,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:‘岂有此理!’……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。我们这样相持不知多久,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。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,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出去,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,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。”

  《围城》受了先生剧作的启发而立意

  抗战期间,先生的《称心如意》和《弄真成假》两部喜剧被柯灵称为“喜剧的双璧,中国话剧库存中有数的好作品”。

  某种程度上说,钱锺书先生的《围城》是受了杨绛先生的剧作启发而立意的。

  一天他们同看先生写的话剧表演,回家后钱锺书说:“我也要写,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!”先生大为高兴,立即说:“好啊,我支持你!”

  1944年,钱锺书动笔写《围城》,平均每天500字左右。两年里他“锱铢积累”地写,先生“锱铢积累”地读,“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,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。我笑,他也笑;我大笑,他也大笑。有时我放下稿子,和他相对大笑,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,还有书外的事。我不用说明笑什么,反正彼此心照不宣。”

不愿离开父母之邦

  1949年,他们安静地留在上海,等待解放。

  “我们如要逃跑,不是无路可走。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,决定他何去何从的,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。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。非但不唱,还不爱听。但我们不愿逃跑,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,撇不开自家人。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,跑出去仰人鼻息,做二等公民,我们不愿意。我们是文化人,爱祖国的文化,爱祖国的文字,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,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,不愿做外国人。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,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,等待解放。”

  先生晚年回忆:

  “我们考虑再三,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,料想安安分分,坐坐冷板凳,粗茶淡饭过日子,做事驯顺的良民,终归是可以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,不是不得已。”

  从原文翻译《堂吉诃德》

  1958年,先生接受重译《堂吉诃德》的任务,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,“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,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。”

  先生发现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,说法不同,口气不同,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。“谁最可信呢?我要忠于原著,只可以直接从原著翻译。《堂吉诃德》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,我得尽心尽力。”“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,要求对原作忠实,只能从原文翻译。”

  47岁,先生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,从原文翻译《堂吉诃德》。

  三里河的喜悦

  1977年2月4日立春节气那天,钱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,搬进南沙沟寓所。“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,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,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。”

  傅雷之子、钢琴家傅聪接受采访时深情回忆道:

  “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,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,两人在一起,就是有种默契,又有温柔在,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。我想,看过《干校六记》的人都能感觉到,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: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,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,还有思想上的高度交流,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,让人羡慕。”而且,“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,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,给我一种安心的、充满智慧的、温暖的感觉。”

  披一身“隐身衣”

  一次,先生曾问钱锺书,“给你一件仙家法宝,你要什么?”两人都想披一身“隐身衣”,求摆脱羁束、到处阅历,求隐身书斋、潜心学问。

  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

  先生雍容娴雅;钱锺书飘飘凌云,穆然清风,似游天地之间。

  今日之大患,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,急功近利者甚众。须知好学不厌之士,乃一代之砥柱,一国之命脉。

  钱、杨“融通”之大厦,学界“乌托邦”,常人未可梦及,吾辈对之焉敢不生敬仰之心而盖自激励乎!

死亡的大考

  “1997年早春,阿瑗去世。1998年岁末,锺书去世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。‘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’现在,只剩下了我一人。”

  身心憔悴,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的先生究竟如何在孤寂、病痛、死亡的大考中挺过来,浴火重生,奇迹般成了一家三口的新生命?

  极度悲痛中,先生选择翻译柏拉图的《斐多》,讨论灵魂不死。

  一个人留下来“打扫战场”

  垂暮之年,先生将一家三口的记忆诉诸笔端,感受漫长岁月悉心经营的温馨,又仿佛在舔舐自己的伤疤,甚至能听到伤口裂开又开始结痂的声音。这种温馨中带着残忍,在默然中自我疗伤,借沉痛的文字排泄身上的“毒瘤”,将“有毒”的负能量一一清洗,用干净悲怆的语调给至亲者献上瓣瓣心祭。

 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抄《槐聚诗存》,追忆与钱锺书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。

  此后,先生以老迈之躯发宏愿,悉心整理钱锺书采百花而酿出的蜜——八万多页的中外读书笔记,一个人留下来“打扫战场”,在敲木鱼式的疗伤中,让颠沛流离、伤痕累累的几麻袋笔记有系统有秩序地变成几十册皇皇巨著,为读书人显现一代宗师的成长踪迹。

  96岁,先生沉定简洁的封笔之作——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在人生的边缘自问自答,劝善说理,和风细雨,像小溪静静流淌。所见之远,所及人心之深,可谓宏廓辽远,穆然远上,不可企及,成了读书人的枕中秘籍。

  百岁前后,内心更新的先生懂得什么是正道,并一以贯之身体力行,勤而不怨,忧而不困,思而不惧,至死维持着一贯的执拗。

  美哉,沨沨乎,大而婉,俭而易。

  仁心慕义,见微而知清浊,观止矣!

  苦身焦思,终而得道

  先生曾译英国诗人兰德暮年的《终曲》:

  I strove with none.For none was worth my strife.Nature I loved, and next to nature, Art.I warmed both hands before the fire of life.It sinks, and I am ready to depart.

  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我爱大自然,其次就是艺术。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。火萎了,我也准备走了。

  去年的今日,先生安然走了。

  105年,先生穿过生命重重关卡,将所有负面因素转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,一辈子坚守读书人的本分,用自己干净的言行点亮世人的心灵之灯,成了人类百年的精神容器,精神史上新的标杆。

  苦身焦思,终而得道,人生若此,欲毋显,得乎!

《光明日报》( 2017年05月25日 15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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